水湄往事

听说这个教师节是我国第25个教师节，顿时大为错愕，第25个！

而我的记忆仍然留在某一年，我站在乡人民大会堂的台上，朝着台下坐着的黑压压的人群朗诵“……在这秋风送爽的日子里，我们迎来了第8个教师节！……”，朗诵的内容当然是长篇大论的赞美，当时我是作为学生的代表，向着全镇的教师朗诵。我深深记得那个“8”字，因为觉得，8，好不庄重的数字，太年青！

看，我的“打心眼里爱瞧不起人”的天性其实在那时候就已显现出来了——在我这个懵懂的初中生眼里，仅8岁年头的教师节当然不能与千古流传下来的中秋节、春节，甚至端午节、七夕节相比，它才8岁！所以那时我别的没记住，倒是由于内心的小小蔑视记住了那句“第8个教师节！”

17年后的某一个夜晚，在离那座小镇千里之外的广州，一名再平庸不过的家庭主妇在从厨房往外端菜的间隙，偶然听到电视里的播报中出现这么一句“今年是我国第25个教师节”，心里“咯登”一下，第25个了！顿时耳边响起那句清脆还略显稚气的“第8个教师节！”多少年过去了呢？一直以为一切才7、8年光景，一算，17年了。

17年。

再仔细看看如今的自己，伊然已步入中年。

17年前，我应该是留着与现在差不多的“学生头”，穿一件白底彩色点点的的确凉衬衫站在台上。那时的我青涩而害羞，郝明新老师却选中了我去朗诵，我想，不仅是在他的眼里，我成绩好，特别是写作文好（那篇稿子就是我写的），更重要的是我的家庭背景比较有意义——那天台下坐着的，女教师中有三位是我的姑姑，男教师中两位是我的姑父，另外，当时我的四姑已调离乡镇的中心小学去了县城，不然，“朱老师”还要更多一位。当然，那天回家后姑父对我的朗诵作了评价：有些紧张，没放开。

郝老师是所有老师中最喜欢我的的老师吧？他教我们语文，矮个，瘦弱，当时他赋予我一个称号，“艺术殿堂的公主”，这个称号在全校学生间流传。初中时代的我除了语文成绩好点，作文好点，还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？他却把这个称号赋予我，并大力辅导我的作文，而我当时并未对他报以感激之情，倒是读了高中，离开那所初级中学之后，第一年的教师节里我鬼使神差地给他寄去一张贺卡，没有署名，不知道郝老师有没有猜到那是我的心意。

记忆里还有更早之前的教师节，也许是第一届，也许是第三届，当时我读小学，几年级记不清了，我的五姑当时是村小学的教师，去乡里开会，领回来的礼品是一只搪瓷脸盆，白底红花的那种，脸盆底还用红漆写着几个字，写成环形，类似“教师节快乐”，或是“人民教师光荣”之类，下面横着一排小字，写着颁发单位的名称和年份。那一年，应该是我第一次听说有“教师节”这个节日。

偶尔回忆这些过往，有人生匆匆，白驹过隙的感觉。人生行至一半，不再是小孩子，有些情感，也许应该去表达了。比如，在明年教师节来临的时候，给曾经最喜欢的的老师郝明新寄去一张贺卡，表达对师恩的感激与怀念，当然，贺卡的末尾一定要郑重地署上我的名字。

你可以循着这些歌声，去拾回往事的片断，甚至找回一个已逝时代的痕迹。

中央三套在昨夜播放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典歌曲。看似毫无新意的一档节目，却看得人内心起了波澜——也许只有经历过那些歌当红的那些年代的人，才会有如此的感动吧。因此，在听李谷一等老一辈革命歌唱家演唱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涌动着的，只是一种向往和似是而非的追忆——1978年改革开放，我也正出生在这一年。也许我正是在弥漫着这样的歌声的时代里成长，一路走过懵懂，走向成人。然而，童年的记忆模糊而又遥远，所有的感觉和对往事的回忆，都是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。

84年，我读小学一年级，学校的广播喇叭里开始放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。

我的记忆里有《信天游》等歌曲被一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在课间，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用尚未变声的嗓子嘶吼着的情景，那些声音清脆又尖锐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的小学生都不喜欢音乐课本里的歌曲，反倒对社会上的流行歌曲有一种盲目的追崇。80年代初期，人们的思想刚刚解放禁锢，时髦的社会小青年开始穿喇叭裤，烫发，戴太阳眼镜，当然，还有一条更明显的特征是嘴巴里哼着流行歌曲。我们做小学生的，虽然对那些装扮望尘莫及，甚至充满鄙视——因为老师和家里的老人是这样教育我们的：那些穿喇叭裤的都是流氓！但是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流行歌曲的崇拜。

大多时候，用过来人的眼光看当年当红歌手的表演，会错愕惊觉当时的一切原来如此傻冒，然后会对自己曾经的那股崇拜迷恋劲儿表示不可思议。比如听杭天琪唱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》，“哦嗬——哦嗬——”的尾音拖得多么怪异，现在再也没有歌曲会是这种腔调了吧？再比如看程琳演唱《风雨兼程》，短发的程琳穿着八十年代初的红裙子站在舞台上，演唱的过程中时常故作天真地把眼睛张大，表演的痕迹太浓，可是在当年，这身装扮，这样的表演依旧引起过青少年们无限的崇拜。我记得大我六岁的姑姑曾经用“像程琳”来形容她们周围某个被认为“漂亮”的女孩子。当然，我那时候还小，对她所说的那个“程琳”并无印象，而“程琳”这个名字，到现在听起来我都觉得熟悉无比。

老歌是要用心聆听的。僻如《一剪梅》这样的老调，只要你用心去听它重弹，感受它韵律间的深情，同样会被一种异样的美打动。而这种美无疑是新鲜的，从未有过的，它甚至带给你从未有过的感动。也许人本身就是一种无法捉摸的动物，在某种特定的情绪或情形下，会被一种突如其来的东西打败。

费玉清出场的时候，我立马想起了《千里之外》，然而那时的费玉清多么年青英俊。其实《一剪梅》我很小就会唱，但是似乎从未如此认真地看过费玉清演唱这首歌，或许看过，但彼时并不懂得欣赏他演唱间的这种美。这是多么温柔和美丽的一种男声，歌曲间的旖旎逶迤无人可及。

突然间爱上了费玉清。

《小芳》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，我正进入一所新的学校，开始高中生涯。记忆中定格着一幅永不褪色永不泛黄的画面：晚饭后，西边天空的晚霞烧得通红，一帮高年级男生趴在楼栏杆上，一边敲着饭盆一边自我陶醉地呢喃，拖出长长的尾声：“谢谢你——给我的爱——今生今世，我不忘怀……”看到漂亮女生的时候他们则唱得更起劲。

电视上的李春波唱《小芳》，抱着吉它，戴着大的黑眶眼睛，如果说这两样“行头”现在我们还勉强可以接受的话，那他的那身着装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——不但无法接受，简直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打击——心目中的偶像，当年就是这样穿的：牛仔裤，高腰的，还是萝卜造型，上大下小；圆领套头毛衣，紫红色，领口处居然织有一圈黑色作为装饰。想不明白就这身装扮的李春波，当时也能迷倒一大片高中校园里的孩子。

《飞天》流行的时候，我是多么喜欢它的歌词，曾经无数遍地反复吟诵，揣摩着歌中含义。而演唱者含笑，似乎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真面目——之前听歌，都是用随身听，九十年代初期，是多么流行随身听呀。而时光一晃到了十年之后，十年后，流行的歌曲一拨一拨地涌现，却没了当初听歌的那份执着和热情了，即使，有了一种比随身听更轻便的听歌用具MP3。

奶奶有五姊妹，所以，我有四个姨奶奶。

奶奶的娘家，在荡里。长大后，我就知道，荡里，就是水多的地方，那里芦苇遍地，浩浩荡荡。而到了解放之后，水乡人民热火朝天开发起荒滩，于是荡里，成片的滩涂被开发成一块块的水田，种起了荷藕。——这已经是我小时候的事了，距奶奶从荡里嫁出来，已经几十年了。所以在我小的时候，听见人们说起荡里，我的眼前就展现一个荷花盛开的地方。那里举目都是荷，甚至就像威尼斯一样，人们的往来靠一叶小船，一支竹篙，在水中央、翩翩荷叶间穿梭。

奶奶是五姊妹中最小的，却是去世最早的一个。十多年前，在奶奶生病期间，我的四个姨奶奶端茶送水相伴。彼时她们都是六、七十岁的老人，大姨奶奶已年近八十。也就在那段时间，我对我的姨奶奶们有了记忆。

我的四个姨奶奶，有三个嫁在荡里。虽然也就是同一座县城，但由以前的交通不发达，往来大多靠步行，所在在我小的时候，奶奶与这三个姨奶奶来往并不密切，所以我对她们有一种天生的神秘感，又由于她们是我奶奶的亲姊妹，又有一种天生的亲密感。我的二姨奶奶，嫁的地方离我家并不远，所以和奶奶的走动比较多。记得小时候，我经常会和奶奶一起到二姨奶奶家住上几天，大多是在他们那个镇子上来了淮剧戏班子的时候，二姨奶奶托人带信来，奶奶便收拾收拾行装，背上个小包袱，再牵上我，走亲戚看戏去。

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走亲戚。我们走过盛开着紫色花的泡桐树，阳光下，穿过开满油菜花的村庄和成片的麦田，百转迂回。这样的场景在我长大后的记忆里依稀残存，却零落不成片段。同样的情景又出现在十年前，我和妈妈、大姑，在一个油菜花盛开的春日里去给奶奶“关亡”。“关亡”是一桩封建迷信之事，大致是，通过灵魂附体，将死去的亡灵从阴间接出来与亲人相聚。做这样的事平常人自然没那个能力，乡间有一种有着这么一种特殊本领的人，专门从事着帮人“接亡灵”活动。姑且称她们为“关亡师”，当然，“关亡师”的口碑是以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在乡间悄悄而神秘地流传。妈妈和大姑因为非常想念奶奶，决定去“关亡”，我也闹着要一起去，于是一行三人去邻村寻找传说中很灵的一位的“关亡师”。我们同样是穿过阳光下的油菜花地，经过一些村庄，一些麦田，和一些很高的开着花的泡桐树，百转千回地去寻找，那时距奶奶去世已有五、六个年头了。

奶奶去世后，二姨奶奶与我家的走动少了，不过，荡里的姨奶奶们，倒是比之前来得勤了些。她们喜欢结伴前来，一来各自年纪大了，彼此有个照应；二是，也热闹。她们来我家，没了我奶奶，自然会伤心感怀，但是几个老姊妹相聚，未尝也不是一件喜事，所以，她们缅怀我奶奶，结伴而来我家，又借相聚的喜庆热闹来冲淡对我奶奶故去的感伤之情。不过，这样的事，也就在奶奶刚刚去世的那几年里发生过两三回，后来就逐渐少了，因为，她们都越来越老了。

奶奶五姊妹，与奶奶长得最像的是我的三姨奶奶。三姨奶奶却最苦命，丈夫早逝，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，儿媳却是一个不讲良心之人，对她十分恶劣。我与三姨奶奶很亲，虽然，在奶奶生病之前，我几乎对她没有任何印象，但是自从奶奶生病，她便悉心地在床前照料陪伴。也或许是因为别的姨奶奶家里仍有些事情走不开，不能长久居留，三姨奶奶却能一连数日留在我家，直至陪伴奶奶走到终点。那些天，她为我的家人分担了很多的忧愁，与作为孩子的我们，也都十分熟悉亲近起来。

奶奶去世的第二年冬天，寒假，因为舅爷爷家某件事，我第一次跟着爷爷去了一趟荡里。

荡里，果然如我所想像，四处皆水。那时是冬天，举目不见绿色，却见残荷数枝，横亘水面，枯零败落的样子。村庄在水田间，远远的地方冒着炊烟热气。我们经过水田间的小径走进去。一路我在想，要是夏天，这里该有多美啊。我的眼前，那些枯枝败叶瞬间活络了过来，舒展，生长，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幅荷花飘香、荷叶翩翩的画卷，而那些纯朴的人们便撑着船儿在荷田间穿梭。呵，荡里。

在荡里的舅爷爷家，我又遇见了三姨奶奶和大姨奶奶。四姨奶奶那次没去，四姨爷爷却去了。四姨爷爷是个开朗可爱的老头，高个，年青时候一定很帅。他与我爷爷喝着热辣辣的白酒，邀请我去他家作客，我爷爷一高兴，答应了。于是我又有了一次终身难忘的行程。

我跟四姨奶奶的两房儿媳妇，以及三姨奶奶，一起向四姨奶奶家去。她的家在荡里的另一处地方，相隔很远，要走很久的路。我们在一个下午顶着日头赶路，这一路没有油菜花，没有高高的开花的泡桐树，却有麦田，裸露着土地的颜色，点缀着星星点点绿色的麦田，还有无数条大河，无数座桥。河水在冬天的阳光下，是碧青的，泛着粼粼细波的河水，桥有大桥，小桥，水泥桥，木桥。走到某一条岔路口，三姨奶奶跟我们告别，她要奔赴另一个方向，回她的家。看着她一个人走向远方的背影，想着她又要回去跟那恶毒的儿媳一起生活，我的心里十分不舍，却又无能为力。

那似乎是我最后一次见三姨奶奶。

四姨奶奶是个有福之人，儿孙满堂，并且儿女也都孝顺。我去到她家之后，轮流在她的每一个儿子家里享受盛情款待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她家的每一个儿子都长得很帅气，是那种水乡男人特有的俊秀。而在那里生活的一小段时间，也让我看到了老人家总之是十分操心的，每一个儿孙，每一件小事，都让她劳心费神。前几年，听到四姨爷爷去世的消息，我想起闲谈的时候，四姨奶奶讲述她跟四姨爷爷当年第一次见面的情景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，十六岁的她在河边洗衣服，媒人带着年青的小伙子打河边经过，奔着她家来。她隐约感觉到，那是她将来要嫁的人，脸“腾”地红了，汗珠子都沁了出来。——她们那时候，婚前双方是不能前面的，须得在新婚之夜，双方面目才能揭开面纱，而她却在河边偶然看见了那个跟在媒人身后的男子，羞得不得了。

就这么一件在现代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，四姨奶奶却当作大事一样讲出来，她一定是记了这事一辈子，为此心跳脸红了一辈子。那个曾经打河边经过的男子，她嫁了他，就为他生儿育女，操劳终生。

大姨奶奶虽然年纪最大，但最为健谈，也最有大姐风范。记忆中，她总是发出很爽朗的大笑。2008年11月7日，我的大姨奶奶也去世了。她92岁。

很久之前看过池莉的《口红》，小说情节已几乎全盘遗忘，只记得有那么一种女人，她们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热情，一味地爱着某样东西，于是收集它，珍藏它。这东西可以是口红，也可以是胭脂花粉，当然，它一定得牵系着女人某种情愫，或可以寄托她们的某种情感，带给她们欢愉、惬意、享受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喜欢收集糖果包装纸。这一嗜好居然可以坚持很多年，从六岁，到十二岁。

那时候的糖果一律是用塑料纸或油皮纸包着的。最爱收集塑料的那种，它也叫玻璃纸吧，上面印花，展开它，中间是大块的图案，两头是相应的花纹。我在某次吃糖后，偶然展开糖纸，看到那花花绿绿的图案后被它吸引，从而在姑姑的建议下集起了糖纸。我将每一次吃糖的包装纸都用手抹平整，夹在书里，遇到那些因糖果的溶化而粘连纠结在一起的，还会打来一盆水，将糖纸放在水中小心翼翼清洗，然后抹干，放置一小会儿，等它风干再夹到书里。那时候，我不但将自己及家人所吃糖果的包装纸收集起来，还向有糖吃的小伙伴们索取，让他们把糖纸给我留着，甚至不惜拿东西交换。有时候在路上见到一款没见过的糖纸，也会兴奋地奔过去捡起来，就像捡到了宝一般开心。那时候，家里有好几本厚厚的白底红字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它们就是我用来夹糖纸的工具。久而久之，那些《毛泽东选集》都成了“大肚婆”，中间不可遏止地鼓起来，因为里面夹满了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糖果包装纸。

在那些年月里，小小的糖纸将我的童年生活装点得多么瑰丽。

那些糖纸后来却不知弄哪儿去了。然后，我的注意力紧接着又被妹妹收集的香烟包装纸所吸引。嗯没错，恋上收集香烟包装纸是发生在我妹妹身上的事了，也不知道她哪来的那么大魄力，七、八岁，根本不可能会吸烟的她居然象模象样地收集想了香烟纸，并且集了上百种不一样的，而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，每晚放学回家，她就将她的香烟包装纸搬出来欣赏，香烟包装纸同样是夹在某本厚书里，她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我们的面前，就像翻过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画卷。

记忆中还有姑姑收集的火花，也就是火柴盒上面粘着的那张小小的，一寸见方、有图案的纸。姑姑迷恋那些小东西，她的收集比我们专业多了，她将火花分门别类地存放，一个系列归一个系列放在一起，于是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，其实火花也跟邮票一样分套系的。我从火花那些简易的图案上知道了各处民居的风格，知道了许多从没听过的鸟类、动物、植物的名字和形状，初步地接受了工艺美术的启蒙教育。曾几何时，欣赏姑姑所收集的火花，一边听她给我们讲那些图案的知识和故事，那是我们童年生活中多么快乐的一件事。

遗憾的是，后来，妹妹的烟壳，姑姑的火花，都跟我的糖纸一样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下落不明，去向无踪。。。。

如今，作为一个，有那么一点臭美又胸无大志的女人，我的所恋之物无非就是衣裳、饰品、化妆品护肤品，再者就是包包之类。当然，恋这些物什，如若要以收藏为据，那可就大可不必了——没有雄厚的资产垫底呢。大千世界，别的女人不一定就像我这么肤浅，有的女人是学识型的，她恋书，有的女人恋美食，有的恋女人ＣＤ、影碟，有的女人恋香水，以收集香水瓶为好……如若一个什么都不恋、什么都不好的女人，我想她的生活一定是沉闷而枯燥无味的吧？

心里那座城，繁华，而又有些寂寥。

时光一晃过去了十年。在小城生活的时候，我还是个豆寇年华的女子，光荫正好。那时候城里流行着浓妆艳抹的时尚，我跟城里的其他女孩子一样，追逐风潮，酷爱打扮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并不知道在生活被粉饰成妖娆至极的表象之外，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那些年华，还是虚度了。

城的北郊，有宽阔且干净的柏油马路，两边长着小巧的石榴树和垂杨柳。初夏时节，小城里悄悄热闹起来，街头飘起了各色裙裾，垂杨柳迎着裙裾摆动，石榴树也在那时候开出火红热烈的花朵。整个夏季犹如一曲欢歌，热烈而快乐地流淌着，直到第一缕秋风来袭，城的夏日，开到荼蘼。

秋天的城同样是美丽和多姿的，实际上，每一个季节的城都是美丽的。不同的美丽流露着相同的风情，那就是属于这座小城的热烈而浓郁的生活的味道。秋天，日子的流淌中有了一种淡淡惆怅，一切似乎变得诗意起来——天高云淡，叶落缤纷，秋阳下，老城区那些并不高耸的、陈旧的建筑与马路两边正在落叶的法国梧桐一起，将影子投在光洁的路面，凌乱而斑驳。与夏天一样，或者说，与四季中的任一个季节一样，城里人们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上班，下班，在秋风与光影中，他们的身影仍是快乐和充满活力的，城的街头，永远有时尚的、衣着鲜亮的女子。

十年前我住在城的东北郊。

那时候，“超市”在小城里还是一种新兴的购物场所。我的姑姑颇有前瞻意识地在城里开了间超市，不大，几十平方吧，销售日常用品。超市的门前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，对面是一户由浙江人开的沙发厂。

我是在初夏时节开始到姑姑的店里帮忙。至今我的脑海中仍存留着这样的记忆：夏天，每每到了傍晚，门前就会驶过一辆辆人力三轮车，车上坐着妖艳的女子。我和姑姑坐在超市里，对面沙发厂老板的老婆也会过来同我们聊天。她们说，那些女子，是“坐台小姐”，看看，每天傍晚，别人下班的时候，她们就去上班了。

那时候的我，对小城有些厌恶。那里没有像样的工业，商业，没有许多正当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机会，那里的政府，彼时却正在大力发展“某些”产业。他们说，如何吸引外界来我们县城投资？那就需要我们当地有丰富的娱乐休闲资源，如何在这一块做出特色来？我们要大胆地去干。“坐台小姐”最集中的那家饭店，实际上是政府默许的卖淫嫖娼机构。小城里的人们提起它，都用“红灯区”来代替。

后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因由，一场大火将那间饭店的某一层烧了个精光，城里的人们纷纷议论，说那是一个作孽太多的地方，报应。再后来，由于上级部门的追究，小城色情产业得到了控制，于是乎，“傍晚美女出行图”渐渐不再上演，我们的超市里，大白天，操着外地口音的妖治女子前来购置大批零食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垂杨柳发芽的时候，我有一次经过那家饭店，它的门庭比之前落寞多了，大火烧过的痕迹依旧可见，曾经的歌舞升平，曾经的香艳温柔不再．它，只是很颓败地在路边静默。

离开那座城，已经有十年之久。十年间我辗转在小城之外的所谓“大都市”，回城的次数廖廖无几。但每回一次家，都能感受到城的变化，繁华日新月异。

只是，今天的小城，工业产业发达，政府出台的招商引资政策给外来投资的商家极大的优惠便利，我们都知道，繁华背后，它再不会深锁着像当年失火的饭店那样不为人知的寂寥。